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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情过去一年多了,可是我一想起来还是心堵。我没想一件小小的事情会牵扯我这么多的精力,更没想到原来与医院打交道是如此难!
我的父母亲一直身体不好,父亲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前年夏天,又因为鼻息肉住进了医院。大夫说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虽说是个小手术,可是因为父亲的身体,我们也很担心。不过还好,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住了不到一周就出院了。
本以为做了手术,原有的不适很快就会好,可是父亲回到家待了些日子,还是非常不舒服,鼻腔经常往下滴带有臭鸡蛋味的黄水,同时感到呼吸不畅,头晕,血压也偏高,血糖也不稳定,还经常犯心脏病。为此,我们带着父亲两次找到医院,要求主刀大夫进行复查,可大夫说这是术后出现的正常反应,绝对没有问题。2007年10月底,我们又来到医院,当初主刀的大夫不在,便由另一位大夫给我父亲做了检查,检查后同样说,手术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只好带着疑惑回去了。自此后,父亲每天都唉声叹气,他私底下悄悄跟我说,他肯定是得了什么大病,没法儿治了。听着父亲这样说,我们除了安慰他,让他宽心,没有别的更好的法子,因为这是家权威医院,我们没理由不信任他们。有一天,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嘱咐了许多事情,我感觉到这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就这样,父亲忍着不舒服,又挨过了一个月。11月底的一天下午,他不断咳嗽,感觉气管有异物堵塞,呼吸极度不畅,老人脸憋得通红。鼓足劲咳嗽了一下后,立刻感到有一团东西堵塞在喉管当中,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想用手掏,可手又进不去。于是,父亲卸掉假牙,将手伸进嘴里,用两个手指从咽喉处取出一团鸡蛋黄大小的粘团,打开一看,竟是一条长约14厘米的纱布。见此情形,我母亲当场吓得晕倒在地。我们立刻赶到了家中,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跟上次的手术有关。当时真把我们气坏了,父亲受了那么多的苦不说,还让母亲也跟着担惊受怕,这大夫也太马虎了!
我们几个子女还是懂些法律知识的,怕到医院人家不认账。第二天,先陪着父亲到另一家医院做鼻腔检查,医生诊断为鼻内还有粘连,并从鼻腔内取出了几根线条。大夫说,如果纱布当时被父亲咳在气管里,生命就有危险了。
于是我们就给做手术的那家医院的主任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他,问医院打算怎么解决。那个主任的态度还可以,她安顿我们说,先不要张扬,由他们科里进行处理,随后再联系。过了两个小时,主刀大夫又打来电话,询问了事情经过,也说先在科里解决。这么一说,我们的心里安定下来,心想,毕竟是大医院。家里人还相互宽慰说,只要人没什么大事,医院有个态度就行了。
过了两天,我们又陪着父亲来到这家医院,科里的主任连同主刀大夫详细了解了事件的全部过程,并查看了从我父亲喉管中取出的纱布条后,态度诚恳地承认了他们的过错,并提出和父亲协商解决赔偿问题。看到医院这么真诚,我们放心地回去了。因为事先咨询了律师,我们对这段对话录了音,想着以后万一有什么麻烦,好歹这也是个凭证。
我根本没想到医院的态度会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第二天,那个主任给我打电话,态度变得很强硬,她说:“你们爱上哪里反映反映去吧,此事与我们科室无关。”我不知为何他们的态度会变成这样。当时我都惊呆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们找到医院的纠风办公室投诉,纠风办的人员让我们写出书面材料,并承诺在接到书面材料后15日之内给予答复。
过了两天,我们拿着书面材料去交时,纠风办的工作人员却说,此事他们询问了耳鼻咽喉科,科室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将纱布条遗留在父亲的鼻腔中,所以要求我们将从喉管中取出的纱布团上交,并说他们要对这些东西进行鉴定。当我们说,上交这些东西进行鉴定时有没有公证部门的公证人员时,他们答复,由医院自己的专家组鉴定,不需要任何部门进行公证。
看到他们在一夜之间
改口,而且明摆着是打算不承认这事了,为了防止纱布条被医方更换,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上交纱布条,并要求鉴定时我们必需在场。
又过了十多天,医院说他们已组成了专家组,要对纱布条进行鉴定。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医院所谓的专家组除了该院纠风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外,共由4人组成,其中的一男一女两名专家是医院医政科的,而另两名“专家”竟是责任当事人——主刀大夫和那个科室的主任。这不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主任当时非说那条纱布是棉花,医政科的那位男士在一旁做记录,没有打开纱布条包装就进行拍照和测量。我说,是纱布还是棉花,你们可以打开包装拉开了看一下,棉花会有14厘米长吗?可医政科的那位女士却说:“不用了,这样看一下就行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都凉了。在等着医院给最后答复的日子里,我们全家都忧心忡忡的。好几个晚上,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想着想着就哭一顿。我真是想不通,一个那么大的医院,怎么会背着牛头不认赃,睁着眼睛说瞎话。到了12月中旬,也就是我们将文字材料交给医院后的第16天,还是等不到医院的答复,我打电话询问了医院,纠风办说那你们就下午来取讨论结果。
拿到我们手里的结果可想而知,说我们取出来的是棉片,不是纱布,又说如果棉片在鼻腔内放置4个月,必然导致鼻腔炎性反应、鼻塞、流带臭味的脓血性涕、粘连、肉芽生长等,伤口无法愈合。而经他们医院检查患者鼻腔鼻窦恢复良好,黏膜光滑无充血,切口愈合好。因此,他们不存在手术异物残留情况。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肯定不甘心,想到父亲出院后忍受长达四个月的痛苦,想到堂堂医院竟是如此不讲理,我就像电影里的秋菊一样,决心非要讨个说法了。
我们请了个律师帮我们跟医院打起了官司。律师对我们说,有这样的人证、物证,官司绝对没问题,准赢。可是事情绝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虽说就连法官也承认医院不在理,可这个最后的裁定也是到了一年后才下来,这一年里,我们想找媒体曝光,都因为医院的势力强大而把稿件压了下来。我就像祥林嫂一样,身边的朋友一问,我就把整个事情再复述一遍。到了最后,我都懒得说了,我就不相信明摆着的事情,为什么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最后医院要求调解解决,我没同意。我对老公说,就算赔偿费只有一元钱,我也要这个最终的判决,我要的就是这个理!
去年底,在法院裁定的最后期限里,我们得到了这一纸判决书。终于判定是医院的错误导致了这个结果。赔偿了我们精神损失3000元。
结果下来了,我们没有再申诉,看来这个世界还有公道。在说法上,我们赢了。但我们一家为此付出的精力和我父亲遭受的痛苦是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在与医院较真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听到了好多医患之间的纠纷,那些患者的损失比我们的要大得多,有的甚至是付出了生命。其实我跟医院没仇,如果事情一开始,医院勇于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哪怕不赔钱,我们也会原谅他们的,毕竟他们的工作太繁重。但是他们最后的态度把一个医术问题上升到了医德问题。这个我就得较较真了。
这一年多来,我被这个问题缠绕着,为它奔波着,心力交瘁,想起来都像做了个噩梦。好在这一切已经结束。老公说,我为这件事付出得太多,应当找个心理医生好好倾诉一下。如果没有病,谁也不希望跟医院打交道。在医生面前,病人其实都是弱势群体。我讲出这些,也是真心希望,那些手中握有他人生死大权的医务工作者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
版主手记:如果不是
要讨个说法,谁也不会放着平静的生活不过,非要当个四处奔波的“秋菊”。好在梅子付出那么多,最后等来的结局还算让她满意。世上总有不公平的事,轮到自己头上了,要么较真,要么妥协。较真,就意味着你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果也未必如意。如果妥协,自己心里窝下一口气不说,还会助纣为虐。
好多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有本书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面对强权与不公,采取的多是放任和漠然的态度。这个世界上,多几个较真的人,就可能少几个玩忽职守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倒十分赞赏本文讲述人梅子的做法,尽管她回忆起来显得极为难过,但因为有了她,在某方面也为医院敲响了警钟。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些犯过错误的医生,那些面对错误还抵赖的医护工作者,想起这场官司,也会多多少少地谨慎起来吧。
梅子要做的是,忘掉这场不愉快的经历,把这场倾诉当作最后的一次讲述,让自己彻底从中解脱出来。 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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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梅子,41岁,公务员 本版文字: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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