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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满喜喜

  

  《无问西东》最近热映,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又再次获得了热度,毋庸置疑,这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仅仅存在了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已经让我们怀念了八十年,我们纪念那些艰难岁月里的苦难,更怀念苦难中依然砥砺前行的那些人。

  而西南联大中最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恐怕还是那一位位可敬可爱的教授们,他们遭逢乱世,却未曾被苦难摧折了腰,凭着一派风骨,在硝烟中谈笑风生。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重温当年的故事,来重新回忆起这些堪当“大师”之名的联大教授们吧。

  首先是发生在课堂之上的妙事:

  金岳霖先生为人风趣,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戴的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墨的,他给新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可见,其待人是多么的坦诚、谦恭。

  历史系的教授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雷海宗默然,心中应是五味杂陈。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有人问汪曾祺,“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

  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

  

  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沈从文先生上课更有特点,那就是毫无系统,天马行空。加上口语表达不畅,听起来很费劲。这一“特色”在北大时就已名声在外。

  学生因为上课听不懂,渐渐就对课程兴趣全无。于是沈先生想到了一个办法弥补,那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之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歪打正着的是,沈先生的这一教学法,倒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汪曾祺便是这受益群中的一员。

  从这些往事中,足以看出大师们对学生的爱护,舐犊情深,师生间亦师亦友,以诚相待,大师和学子,毫无隔阂,彼此尊重。

  

  一方面是教学工作的一片祥和,另一方面,教员们当时的生活却是异常拮据,不说生活,因为没钱治病,就连有些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在这战乱年代,联大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

  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全家仅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让丈夫分心忧虑,韩咏华与其他教授夫人合作,做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

  

  据韩咏华自己回忆:“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潘光旦先生喜欢吃肉,但在当时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

  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

  清高如闻一多,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挂牌治印,用给人刻章的零钱来补贴家用,而给他发传单,卖力吆喝生意的人,则是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沈从文等等学界名流。

  朱自清有次外出时被一个乞丐跟上了,为了甩掉乞丐,他就说:“老弟,我是教授!”话音刚落,只见乞丐转身就走了。可见联大教授的清贫在当时的昆明城有多出名。

  

  

  贫穷,从精神和肉体两个层面,折磨着身处西南边陲的师生们,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物价之吊诡,也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

  “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

  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

  战时物价虚高到什么程度,从陈存仁先生举的的例子中可窥一斑:“……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的生动写照。

  因为日寇时常轰炸昆明,所以跑警报就变成了联大师生间歇温习的一门“功课”,防空警报一响,学校内外即乱作一锅粥,男女老少妇孺,一齐循着往防空洞的路奔跑,好不热闹。

  在讲关于跑警报的故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刘文典教授的傲娇不羁,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从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

  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

  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

  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

  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他跑什么跑?”

  如此性格的刘文典先生,教学生写文章,也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以,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汪曾祺先生也写过一篇《跑警报》,有记载道: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

  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

  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脑补一下当时的情景,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呢。

  

  

  即便在流亡中家当已经所剩无几,囊中羞涩,但还是有几位教授克制不了收藏的欲望,一遇到自己心爱的藏品,就管不住那掏钱的手。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喜欢收藏当地的民间艺术品耿马漆盒,这种漆盒在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

  是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

  

  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不过,沈先生买来的这些小古董,并非独赏,后来这种漆盒也都被沈先生陆续送人了。

  潘光旦随身三件宝:拐杖、并蒂葫芦和烟斗。

  他特别喜欢收藏烟斗,相比其他人的烟斗,潘光旦的烟斗却独具特色:一是大;二是自己做;三是撰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三点足以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教授的烟斗比下去了。

  冯友兰在联大时期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喜欢收藏旧兵器,这一点很出乎人们的意料。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有个摆旧货地摊夜市。冯先生经常去那里逛,买旧兵器,他收藏的大都是明清两代的遗留品。

  后来,冯友兰收藏的旧兵器全部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足见他对收藏旧兵器付出了大量心血。

  即便外面风雨飘摇,也难以让他们放弃热爱的事物,其心不改,矢志不渝。

  

  

  除了教授和大师们,联大的学生们也留下了许多趣事,令人回味无穷。

  联大学生里从不缺恃才傲物之人 ,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的泰斗人物杨振宁,当年也曾“口出狂言”。

  那时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

  何兆武先生曾听到两人对话,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

  

  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这两个故事,恰恰说明了联大学术氛围的自由开放,和学生们不迷信权威的优良品质。

  又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

  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汪曾祺先生在《泡茶馆》中写到了一位陆姓的学生,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

  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

  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

  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

  汪曾祺本人也非常享受泡茶馆的时光: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这些故事,也当得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满满的,都是青春年少的味道。

  

  

  如今再回头读这些故事,除了唇齿留香,会心一笑,我心底更多的却是敬佩,他们把苦难化作了食粮,把满腔愁怨唱成了歌。

  他们不仅没有被国仇家恨打垮,反而愈挫愈勇,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苦中作乐,咬碎牙齿和血吞,终于坚持到了曙光来临的时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不能被苦难压垮,对吗?

  看看昨日联大师生所受的苦,就知道我们今日的苦都不算是苦,想到这里,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努力坚持吧,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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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时间:2018-01-22 15:33

责任编辑:卢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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